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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汉代汉中人张骞怀着神圣的国家使命，历经九死一生才开辟出的世界性贸易通道，从秦岭脚下直至天山南北，再穿过无尽的荒凉沙漠，蜿蜒到地中海边。这条经济大动脉长达近万里，跨越了不同区域的异质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物质特产和精神智慧的大融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作为起点被赋予了物资集散点和文化交汇点的功能，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丝路时兴时衰，几度切换，但凝聚成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时至今日也并未消散。
当历史车轮滚进21世纪，中亚西亚逐渐成为能源供应中心和各种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展开了激烈争夺。同时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出现，导致了世界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标志着丝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文明的记忆，蕴含着照亮未来行程的智慧之光。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丝路的兴衰嬗变，找到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最佳模式，就成了摆在丝绸之路起点陕西人面前一道紧迫而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和演绎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从陕西长安经过中亚、西亚至地中海沿岸诸国的贸易之路。虽然丝路是古代中国人开通的，但是名称却是近代西方人命名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描写从中国到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路又延伸到了西亚和地中海沿岸。
清末民国初年以来，兴起了对中亚地区的考古，已冷清了多年的丝路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一批西方探险者深入亚洲腹地，开展了学术研究。探险者中最早穿越丝路的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则发现了楼兰遗址。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五次到莫高窟。不幸的是，他们不仅是学者，更是盗贼，几乎每个人都带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至今还陈列在各自国家的博物馆中。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出现了玉石之路、宝石之路、皮毛之路、瓷器之路、佛教之路、丝绸之路等不同的命名，虽然众说纷纭，但最终被普遍接受的还是丝绸之路。应当说丝绸之路的称呼准确地表达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三千年前商代甲骨文就有蚕、桑、丝等文字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希腊以及罗马的古书中提到“赛里斯”一词，翻译成汉语即丝国之意，就是对中国的称呼。丝绸不仅是中国独家生产奇货可居利润大的商品，在西方人眼里更被看作是东方国度的文化表征，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丝绸传入西方，受到了追捧，形成了以穿丝绸为荣的社会风气。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贵若黄金，普林尼估算每年高达十万盎司黄金被流失，以致政府曾多次下令禁穿法令，但无法根绝。可以说命名为“丝绸之路”，寄托了西方人对华丽、富裕、神秘中国的美好想象。
中外学术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当将丝绸之路概念引申到中国对外贸易的所有路线上，致使丝绸之路含义也愈发广泛。因为海陆之别，而出现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走向不同，又分为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地理景观差异较大，又被细化为草原森林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深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自然界的高山和大海都是古代贸易交往中难以克服的地理障碍。南方丝绸之路即成都至印度道，公元前4世纪道路已开，直到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蜀布、邛竹杖，才被中原人得知。汉武帝曾派四路使者探寻，因穿越谷深林密的横断山脉以及众多民族部落的阻碍而无法通行。草原森林丝绸之路位于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到多瑙河边，地旷人稀，道路往往隐藏在勃勃生机草丛之下，让行旅者往往无法辨认，是游牧民族东西通行的主要道路，匈奴人、蒙古人就是通过这条路线征服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起与印度半岛之间已经开通，较为原始的一叶扁舟难以克服无边大海的凶险，故一直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才开始兴盛起来。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自然条件也很严酷，但很多路段穿行于农业区，即使经过沙漠，也有雪山上流下的河水滋润出的一片片绿洲，给行人提供一个中间补给站。更重要的是，其两端分别是东西方文化源头的长安和罗马，两者通过丝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财富源泉，对中外商人都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向往冲动，因此，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成了最主要的路线。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也只是指沙漠绿洲丝绸之路。
开通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
丝路的开通纯属意外，张骞通西域的本意是军事目的，这就不得不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说起。匈奴最初发祥地位于中国北部的阴山和河套地区，早期历史记载不详。从公元前312年起，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开始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在无法预知的时间和地点南下农耕区烧杀抢掠，活动踪迹达到战国七雄中秦、赵、燕三国的边境。面对匈奴的铁骑践踏，处于劣势的三国都采用了消极防御的策略，一方面向边关用兵去防胡，一方面修筑长城以拒胡。
这种战略格局的出现，应该说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开始，延绵到西南部青藏高原，对中原农耕地区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圈外草原沙漠纵横的地带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长期对垒。农耕民族耕田而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兵役制上往往采用兵农分工的形态，必须经过艰苦训练才能把一个追求和平环境下耕作精细的农民变成粗犷敢战的兵士。游牧民族生活中的狩猎和战场上的格斗打仗基本相同，只要拿起兵器就是一个兵士。一个游牧部族只要稍加编组，就立即成为所向披靡的武装。草原地带的灾害性极端天气远较低纬度的农耕区来的频繁，一旦出现干旱暴雪等天灾，农耕区的富庶便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因饥饿而躁动起来的游牧人就像看到篱笆墙内猎物的狼，条件反射式的南下掠夺，抢夺财物成了游牧人的一种生产方式。基于上述原因，战争优势往往被兵民合一的游牧民族占据，而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则处于守势。
西汉立国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强大对手。公元前206年，匈奴占据了晋阳（今太原）。次年，汉高祖刘邦率三十万步兵迎击，被围平城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南）七天，经贿赂匈奴阏氏才得突围。时值西汉王朝初建，承接秦末衰败的局面，国家财政特别匮乏，皇帝乘坐的车都配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有的将相还要乘牛拉的车，百姓家中没有储存的粮食，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加上内部统治不稳定，无力军事反攻，只得采取“和亲”的妥协策略。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攻掠从未有过停止，百约百叛，时时犯边。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采取“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实施了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通过平定地方割据势力逐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军事上调整了兵种结构，加强了骑兵建设。虽然从战国时赵武灵王已认识到农耕民族军队的不足，公元前302年开始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并且改穿便于骑马射箭的短衣长裤，但一直进展不快。直到公元前160年，匈奴大举入侵朝那（今甘肃省彭阳县西）时，汉朝出现发车千乘，骑兵十万的现象，说明经过长达140余年才过渡到以骑兵为主了。为此，汉朝还强化了对马场的经营，设置了三十六处养马场，养马三十余万匹，大量的马匹为骑兵的设置提供了前提条件。
“文景之治”使中原地区迈入到太平盛世，汉武帝登基后，国力更趋强盛，国家金库积累钱财多得难以计算，国家粮库的谷物因爆满只好露天存放。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增强国防实力提供了条件。汉武帝初期，虽仍然执行前几朝“和亲”的老政策，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强大剽悍的匈奴，是汉朝最大的威胁，开始着手部署战略反击的各项准备。汉武帝从匈奴俘虏中听到，匈奴把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当作饮酒器皿，引起了月氏的怨恨，但没有人和他们一齐攻打匈奴。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使者西行，联络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从而拉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历史序幕。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意义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百余人取道河西走廊前行。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长达一千余里，是一个介于祁连山和合黎山、龙首山之间的狭长平地，因位于黄河之西而得名。河西走廊的原住民为月氏，其人种不明，在匈奴的逼迫下向西迁徙，导致了中亚民族大迁徙的连锁反应，月氏人夺取了塞人居住的伊犁河流域，塞人系操东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迫使塞人主体进入克什米尔谷地。乌孙国也为河西走廊原住民，人种可能为塞人。首领被月氏所杀，后在匈奴的支持下，沿途追击月氏，攻占了月氏所占的塞人之地，遭受失败的月氏尚未站稳脚跟，就不得不继续西迁阿富汗，征服了希腊人统治的大夏。远在欧洲的希腊人为什么来到了中亚，这和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关。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为了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开始挥师东征，一路打到印度河边，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突然病逝后，只有13年历史的帝国分裂成许多类似大夏的希腊化家国。在月氏逼迫下希腊王退到了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月氏主体西迁后被称为“大月氏”，留在故地的弱小部落遂与羌人杂处，号“小月氏”。为了巩固势力扩张的成果，匈奴人以胜利者身份入居河西走廊。公元前92年，匈奴进一步将西域纳入到版图之中。
匈奴逐步又向西扩展，控制了西域诸国。公元前92年，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职责是行政管理和征收税赋，清楚地表明匈奴已将西域纳入到版图之中进行管理。西域在古代史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地理概念，首见于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记载中，清代学者徐松解释说，古音“国”读如“域”，西域即西国之谓。在古文献中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大体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境。葱岭又叫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至7700米，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主要山脉的汇集处。高原下的塔里木盆地分布着三十六国，位于南缘的被称为南道诸国，位于北缘的则称为北道诸国，最大的龟兹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多数从事农业，人种有塞人、羌人和月氏人。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汉朝人已知和未知的国家和地区。
张骞出师并不顺利，途中被匈奴人所抓，押往位于今包头市附近的单于王廷。单于强制张骞留下，娶匈奴女为妻。张骞滞留十多年后，趁敌不备，果断离开，跋山涉水，穿过西域，翻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来到大夏。此时，大月氏已变游牧生活为农耕生活，对匈奴的仇恨已丢到九霄云外，安居乐业，无意东返。张骞只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脱身回到长安，出使时一百多人，前后十三年，只剩下两个人回来。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出使经过和西域山川物产以及风土人情，并提出招不愿臣服于匈奴的乌孙东归河西走廊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汉武帝深以为然，公元前119年，派张骞率300余人前往乌孙。由于大臣们素畏匈奴不愿东迁，王室争权又导致人民一分为三，乌孙王不能独立做主，加之对遥远的汉朝实力不了解，故对汉朝的提议予以谢绝。张骞分遣副使数十人，以乌孙人为向导，赴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地进行政治和贸易活动，从而开辟了中西的陆路直接交通。张骞自己带着乌孙使者数十人回国，这是西域使者首次来中原地区。张骞的西域之行被司马迁誉为“凿空”，标志着中西经济、文化、交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是一种出人意外的戏剧性结果。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未达到军事上的预期目的，但他躺在睡塌上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是，正是他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并扩大了视野和活动范围，使民间自发的局部交通联系转化成政府强力维护的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从此以后，汉朝和中亚各国相互间使节频繁的往来，团队大的约有数百人，小的也有百十人。众多往来人群中，除了政府使者外，不少是打着出使旗号的商人。尤其是汉朝方面，不少商人和贫苦农民看到了张骞被封为博望侯而富足后，争相上书，要求出使，汉武帝对应募者一般都发给证书，令其前往，形成了一股中西文明交流的洪流，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首先，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丝路沿线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刺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文明。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冶炼技术、坎儿井技术等沿着丝路向西传播，同时也从西方吸取了外来文明，如天文学、历法、数学、医药、制糖技术以及音乐舞蹈、工艺品等。在汉青铜镜海马蒲桃镜及一些汉石刻壁画上依稀可辨希腊艺术风格，很可能是从大夏模仿而来的。这些充满野性躁动的西方文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第二，繁荣了中西之间物产直接交流。帕米尔高原东侧盛产和田玉，西侧则是久负盛名的蓝宝石产地，地球上的差异让充满好奇的人们放足远行，在丝路未开通前，局部地区首先实现了物质文化的交流，玉石和宝石就被分别贩运到中原和地中海沿岸。尽管随着辐射的范围越来越广，但仍然像接力棒一样一段一段转手，直到张骞通西域后，才实现了全线贯通，直接交流。许多动植物品种实现了双向流动，中原的桃、梨被引入印度，桂皮、黄连被引入阿拉伯国家，引进到中原地区的有胡豆、胡桃、胡瓜等蔬菜瓜果以及驴和马等动物。中原当时多为个头小的蒙古马，因长期农耕而退化，为了改良马种，汉武帝不惜发动两次战争，以死伤数万士兵的代价，最终将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汗血马引进中原，因其力量大、速度快、外型俊被称之为“天马”。遗憾的是，汗血马种群在中原未能被成功的繁殖。有的专家认为，有机物质包括水在内钙含量不足是主要原因。
第三，为各种宗教文化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丝路双向流通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同时也是精神文明。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各种域外宗教涌入中国。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东罗马帝国主教聂斯脱里因强调了基督的人性而否定神性被教皇宣布为异端，其追随者逃到了波斯，创立了景教。拜火教又称袄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摩尼教又称明教，其教义对现实世界持否定消极态度而被波斯王朝禁止。有一种说法，朱元璋曾参加过明教，故称国号为“明”。最有意义的是佛教东传。早在公元64年，汉明帝梦见“金人”，太史附会说，西方有叫佛的神仙，陛下梦中人恐怕就是他，于是派中郎将蔡愔沿丝路西行求法。途中遇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西两人，便邀请携带佛经，用白马驮回洛阳，住白马寺，译出中土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佛教传入中土以来，逐渐和儒家、道家的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中国长安相互撞出不可估量的火种，点燃了世界文明大融合的熊熊烈火。
第四，拓展了中原的战略空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西，年仅19岁的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壮志豪情，先后在春夏两季率万骑出陇西，深入焉支山、祁连山，俘获敌兵三万余人，迫使驻牧的匈奴部落降汉，史称“河西战役”。匈奴民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正是遭受巨大打击后的慷慨悲歌。焉支山又称胭脂山，出产红兰草，花朵捣成汁后即为妇女化妆用的胭脂。汉朝占领河西走廊后，本想劝乌孙重回故地，遭到拒绝后，汉朝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徙民屯田使大片荒野变成良田，防守西陲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就地取给，使汉朝版图延伸到西域边缘，同时阻绝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狭窄的河西走廊犹如一把长长的战斧，把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联系劈开，使草原弧形包围圈形成巨大的缺口，破解了匈奴借助草原弧形包围圈在长达数千里战线上的东西呼应，导致了整个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不仅彻底改变了使汉军难以应对的困局，保障了中原的安全，增强了汉朝和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斗争中的战略地位，还对匈奴形成了反向包围，为战略反击创造了前提条件。
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衰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讧，引发驻牧西域的部落降汉。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对丝路的畅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对匈奴以及西域采取了歧视政策，如把“单于”改称“服于”，把西域各王贬为“侯”，激起了不满和反抗，匈奴趁虚重新进入了西域。东汉初，光武帝因国力虚弱拒绝了西域18国请立都护的请求，匈奴势力日益强大，并对河西走廊造成威胁，以致郡县白天也得关城门以防守。汉明帝时，国力有所增强，开始积极经营西域，但中间出现反复，史称“三通三绝”，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班超父子。公元73年，汉军出酒泉击败匈奴，扶风人班超率36勇士，先后降服了鄯善等国，致使丝路重新恢复。汉明帝死后，面对焉耆、龟兹的反叛，东汉因无力反击下令撤销西域都护。但班超坚守西域15年，利用诸国兵力去平叛，并派副使甘英出使东罗马帝国，当到了波斯湾准备渡海西行时，波斯商人为了垄断贸易故意扩大航行艰险，甘英信以为真放弃了进一步前行，虽未到达目的地，但仍然是中国第一位走的最远的使臣。公元91年，东汉大破匈奴，导致匈奴西迁欧洲，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公元121年，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时，再次维护了西域的稳定。东汉晚期终于失去了对西域和丝路的实际控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根据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和地貌特征，在两汉时期中国境内可分为东西两段。从起点长安到敦煌为东段，其以西为西段。道路的形成有自然形态和人工修筑两种形式，两者之间既可以互相衔接又可以互相演变，自然形成的路经人工改造可以成为通衢大道，如果年久失修也会退化成自然道路而废弃。东段比较稳定，西段由于地貌复杂，多有变化。东段有三条支线：北线从长安出发，经陇县，翻六盘山，在靖远渡黄河至武威，路程近但补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南线从长安出发，经天水、临洮，由永靖渡黄河，过西宁，北经偏都口峡谷翻祁连山至张掖，补给条件好但绕道长。如果穿西宁后至青海湖，经柴达木盆地抵新疆若羌，则为青海道，昆仑玉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运往中原的；中线和南线在天水分道，过陇山，至兰州渡黄河，翻乌鞘岭至张掖。三条线相继汇合于张掖、武威后，沿河西走廊至敦煌。西段出了敦煌后又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若羌、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西到大月氏、波斯、伊拉克、东罗马，南到印度。北道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经吐鲁番、轮台、喀什，越葱岭到费尔干纳盆地，再西北行，可达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康居，西南行与南道汇合可入大月氏。和田和轮台分别是南北道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葱岭以西，波斯商人几乎垄断了丝绸贸易并转运到地中海沿岸和罗马等地。
隋唐时期，国力空前强大，唐太宗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各国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高宗时，羁縻州达到了800多个，最远达到波斯。羁縻州是对内附的部落设置的特别行政区，由原首领任都督或刺史，象征性地交纳赋税，唐政府颁发印信以示授权，唐朝成为许多王国的宗主国。政治的强大使丝路又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焕发生机。西段在隋唐时出现了新变化，北道改称中道，南道未变。南道、中道越过葱岭后比两汉时延伸的更远。这时，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兴起，丝路的繁荣也随之由南道转到了中道。东汉时，在北道之北另开一道，隋唐时成为一条重要通道，称为新北道，出敦煌西北行，经哈密、吉木萨尔、霍城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再到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的路线。如果继续沿锡尔河西北行，可达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公元751年，唐朝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爆发了怛罗斯战役。起因是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无藩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领兵征讨，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相遇，由于大唐联军中的中亚游牧部落葛逻禄的反叛，导致唐军失败，死伤两万多人。接踵而来的安史之乱使唐大伤元气无力在中亚争霸。大食虽胜，但慑于唐军的实力也打消了东扩的计划。原臣服于唐的中亚诸国转而臣服大食，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唐朝在庭州（今吉木萨尔）设北庭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移到龟兹，使两地分别成为北疆和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安史之乱后，吐蕃趁乱越过了昆仑山北进，占领了河西走廊，唐朝与西域的交通不得不改行北方的草原路线。
宋朝时，北方战乱不断，与辽、金、西夏大部分为沿边贸易，即使有少数民间商人逐利交易，因西夏王朝横亘在丝路中段，强征过境费，税率高达10%，迫使他们改走青海道，丝路几乎断绝。这时候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许多商人转向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易。南宋时期，偏安江南，根本无法控制西北，丝路进一步衰落，加快了被海上丝绸之路代替的趋势。
蒙元崛起后，经过三次西征，建立起疆域广大的帝国，使得丝路再度繁荣，并形成了以驿站为基本走向的路线，大致以察合台汗国首府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附近）为枢纽。东段从元大都西行至宁夏，过黄河入河西走廊，沿天山北道到阿力麻里，再经伊犁河至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或由天山南麓直接达中亚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再经撒马尔罕去西亚。欧洲许多使者、传教士和商人沿着驿站道路来到元朝。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中原游历了17年，回国后，在威尼斯与热亚那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口述了旅行见闻，被作家鲁斯蒂谦记录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线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初设置了哈密卫，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1472年，蒙古察合台后王攻陷哈密，明军退守嘉峪关，但丝路上的民间贸易依然进行，具体路线正史未见记载，从明朝使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书中可窥视出一些变化。陈诚从酒泉出发至江布尔城后，没有走汉唐丝路北道和中道，而是在两道之间穿行，至帖木尔帝国沙哈鲁王庭所在地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城）。清朝前期，丝路虽已衰落但并未终结。清王朝取得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胜利后，在丝路上以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城市为中心与哈萨克各部开展了绢马贸易，对亚洲内陆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清代中后期，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能与时俱进的中国成为列强的肥肉，在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际，丝路湮没在了岁月风尘和历史传说之中。
丝绸之路对长安的影响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偏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历史传说中，农业创始人是周人始祖弃，被尧聘为农师，教民稼穑，被后人奉为农神并敬称后稷。关中名称源于四面山峦险要处设有关隘，由于不是行政区划，就有不同的解释。由于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在军事防御作用上最为突出，被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四关。正式作为行政区划在民国初年，设立关中道，兼有商洛的武关在内，函谷关、萧关因不在陕西行政区划内，故不包含。现代关中的范围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商洛的武关也划出了关中。实际上就是指潼关和大散关之间。
关中平原还是孕育长安的摇篮。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天下一统的王朝，还是分裂割据的政权，都建有相对庞大的都城作为行使统治权利的凭借，数千年中国共出现古都215处，古都的分布看起来似乎散漫无序，然而绝不是凌乱的杂凑，而是诸多因素合成的结果。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条件虽好，但在原始开发初期，水乡泽国和茂密森林使手持原始工具的人们难以开垦更多的耕地，整个淮河以南，直到东汉末仍处于地广人稀的落后状态。关中平原在黄土母质上发育的土壤疏松肥沃，易于原始工具开发，八水绕长安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四季分明，病虫害难以越冬，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西汉时，“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谁把握了关中平原就意味着谁控制了天下。加上中央王朝经营重点来自西北，皇室的社会基础又多在北方，定都南方不免有鞭长莫及之感，南方也缺少符合古人建都标准的形胜之地，再加上定都南方有偏安的习惯心理，唐代以前的大多数王朝将都城定在关中平原，先后有西周、秦、西汉、王莽、汉献帝、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此，累计时间达1066年，列我国七大古都之首。如果将西汉末刘玄的“更始”三年、绿林赤眉的两年、黄巢的大齐四年以及明末李自成的大顺两年所建的政权也计算在内的话，应当为累计1077年的十七朝古都。
汉代随着丝路的开通，前来中国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有希腊人、印度人、大月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其中不少人滞留在都城长安，甚至出现了专管蛮夷商贾的行政机构大鸿胪和一条专供重要商贾居住的蒿街。他们传来了外域的乐器和舞蹈，长安上空响起了波斯的琵琶声和印度的笛声，外来的舞蹈都以矫健的姿态表现跳跃翻腾的动作。杂技中的走钢丝、倒立、扛鼎以及吞刀、吐火等幻术也出现在街头上。长安城设置有东市、西市等9大市场，市场内“胡货”异常繁多，费尔干纳盆地的葡萄、苜蓿、大蒜，石国的石榴，波斯的胡桃，埃及的胡瓜，印度的胡椒和生姜，索马里的没药、芦荟，东非的紫檀，罗马的火浣布，东罗马的珊瑚、琥珀，丰富了长安人的生活。汉武帝后宫的外囿饲养了西域来的巨象、狮子、鸵鸟、汗血马，让长安人开阔了视野。这些各国不同的异质文化，犹如新鲜血液注入华夏文化肌体，使脉搏跳动更为雄健有力。
到了盛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高峰，慕名前来交好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长安还有不少外国人成为唐政府官员，如波斯人李元谅，官至尚书左仆射；印度人罗好心，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外来文化中，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最引人注目。唐代长安流行胡服、胡帽、胡食。李白诗中所谓“笑入胡姬酒肆中”，就是波斯人开的邸店。唐代经波斯传到长安的宗教有景教、袄教、摩尼教。从波斯传来的马球，更是一种新颖的体育娱乐活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以佛教为纽带，源远流长。盛唐时长安城内有很多印度僧人居住，其中著名的有“开元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唐代著名科学家僧一行就是善无畏的入室弟子。高僧唐三藏通过丝路前往印度取经，上演了真实版的西游记，不仅带回了600多部经书，还写出了印度等地风土人情的《大唐西域记》，并按照印度佛塔的样式建造了大雁塔，至今还巍然屹立在长安城中。各国留学人员吸取了先进的唐代中国文化，促进了本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他们带来的文化，又使辉煌灿烂的中国唐代文化更加丰富。
汉唐长安与丝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当时全国各地的商品从四面八方先汇集到长安，再由各国浩浩荡荡的驼队通过丝路输往西方，丝路因汉唐长安的繁荣而变为世界性贸易大通道。西来的“胡货”则通过长安再辐射全国甚至远到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携带许多丝路传来的物品回到日本，保存在首都奈良正仓院，故日本人称正仓院是丝路延伸的终点。长安则因丝路的兴盛而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的商业中心为东市和西市，市场内开有“井”字型街道，交易的商品玲琅满目，外来胡商多住在交通便利的西市，故西市比其他市场更为繁荣，有“金市”之称。丝路不仅赋予了长安商品集散地的功能，还让长安敞开了阔达的胸怀，以大国气度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接纳了来自异域的多种文化，并交融升华，从而对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实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一种相对开放、色调热烈的文化状态，处处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时时透露着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巅峰。可以说汉唐长安是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中华民族以其特有的形象扮演了引人注目的主要角色，追忆历史画面，谁不为之感到骄傲！
唐代以后，北方长期战乱，长安开始进入衰败。唐末，政治中心也呈现向东转移的趋势，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三百年壮丽繁华的帝都进行了毁灭破坏。从北宋起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的格局发生重大改变，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源于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的相继兴起，中央王朝经营重点和面临威胁由长城西段转移到长城东段，长安以及洛阳和开封丧失了昔日制内御外的强劲功能，其国都地位被位于经济发达区的南京、杭州和便于控制塞内外的军事重地北京所代替。在新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此与国都绝缘，长安更名西安，形象地表明它已由一国雄都降为一方重镇。
唐宋以后，海上贸易代替陆上贸易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长安也丧失了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通过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沿海的上海、广州、宁波、泉州等城市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了中国同外国海上贸易的汇集地，带“胡”字的外来商品被带“洋”字的外来商品所代替。洋火、洋碱、洋蜡、洋布都是舶洋而来，先到沿海再陆续传递到西部的。沿海城市变成了中国现代工业的诞生地。1866年上海出现了私营的发昌机器厂，1873年广东南海创立了私营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同时期还出现了官办的江南制造厂等军工厂。当年，韩愈流放时“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岭南成了发达地区，远离大海的内陆关中则衰败成落后地区，以至斯诺在《西行漫记》这样写道：“在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辉煌的历史被尘封被渐忘，曾几何时孕育了世界明珠长安城的黄土文明成为落后、愚昧、保守的代名词。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60年代，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还认为来到了荒凉之地。
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分析
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后，为了维持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的庞大开支，加大了对丝路贸易苛捐杂税的征收，迫使利益受损的商人逐渐放弃，导致了威尼斯等贸易港口的衰落。欧洲在寻找新丝路通道中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此前人类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各自独立的几块陆地上，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热亚那人哥伦布在向东方印度进发中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世界所有地域被连成一片，并随之形成了许多贸易路线，从而启动了全球经济化的进程。哥伦布时代的帆船载重量仅为60多吨，但到了16世纪中叶，威尼斯三桅杆的卡拉克船中有些载重量已经达到六、七百吨。数千年来，行走在沙洲中的双峰骆驼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但每只骆驼仅能驮180公斤，一条海船载重量相当于3800多只骆驼。海运省时省力成本低，相对安全，能走的路更长，海上贸易代替陆上贸易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家雷利爵士提出了海权论的雏形理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当世界即将发生最为深刻变化之际，历史眷顾了中国，在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郑和大舰队远达了非洲东海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5年。在世界历史将由中国这支如椽大笔书写的关键之时，愚蠢的明朝统治者因皇室内争而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海禁政策，“寸板片帆不得下海”，拱手将机会让送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手中。机遇翻身跳到了西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开放的心态，抢占先机，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世界格局出现了重新定位。殖民者的矛头指向了东方，首先虎视中国的正是崛起中的葡萄牙人。在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后自诩为中央王朝的满清政权，仍无视海外变迁，顽固地坚持闭关自锁的政策，但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不允许任何国家置身事外，鸦片战争炸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大江南北顿时处在血泊之中，中国遭受到了长达百年的屈辱蹂躏。葡萄牙人趁火打劫，武力占领澳门。弱国既无外交更无外贸，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独立自主的外贸变成半殖民地外贸，成为列强资本侵略市场与原料的供应地，丝路平等自由的贸易环境已不复存在。
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对传统的手工产业商品产生了极大冲击。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传统国家，由于社会分工的制约以及生产力的低下，农民不可能生产更多的商品进入流通。当欧洲在中世纪后开始觉醒，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中国传统商品再也难以与各种工业产品相竞争，逐渐被机械化生产的商品所替代。缺少了商品的交易和流动，作为商道的丝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而被遭到遗弃。与此同时，西方的文明不断扩大在中亚的影响，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主角地位被取代，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带给世界的影响在丝路发展兴衰过程中也被体现。
古代生产力低下，生产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高。北方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具备成为经济中心的条件。汉代三大丝绸中心除蜀郡外，临淄、襄邑（今河南省睢县）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谁控制富庶地区，谁就控制了天下，逐鹿中原成为各种势力实现野心的必然。北方屡遭战火的摧毁，既无法为丝路提供交易的商品，又不能保证丝路的畅通。南方由于避乱的北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熟练的劳动力，江淮、太湖地区荒地大量被开垦，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充分发挥，成为新的财富区。唐代经济中心南移的态势已经呈现，甚至有了“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之说，主要外销商品均出自南方，南宋时，杭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泉州更是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水是绿洲兴衰的主导力量，制约着人类的活动。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最低处，塔里木河、孔雀河汇集于此，湖面曾达1万多平方公里。水是农业的命脉，从先秦起，西域诸国依赖丰沛的水源发展绿洲农业，其中的楼兰位于罗布泊西北侧，本为丝路南道的咽喉，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800余年，然而在公元4世纪时代成为废墟，留下了数个世纪的不解之谜。经现代科学考察表明，楼兰消失是在全球气候出现旱化大背景下发生的，公元4世纪旱化程度加强，导致河流水量自然减少，中原政权却在楼兰开垦屯田，加大了对河水的需求，激增的外来人口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砍伐森林，在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助推下，绿洲范围越来越小。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雨水稀少蒸发量大，风沙活动十分频繁和剧烈。近一千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推进了100多公里，现在面积已经达到33万平方公里，鲜有人能进入沙漠中心，维吾尔语名称表达的意思为“进去出不来”，在极端干旱气候的支配下，昔日的生命之湖罗布泊终于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海，楼兰因水而兴，又因水而败。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导致的后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人与自然一定要和谐相处，过多的开发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惩处。
丝路延续了两千多年，却在人类文明走进近代之时，逐渐地消失在大漠的风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世界交通格局的变化；二是海禁的自我封闭；三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无法提供用于贸易的商品；四是国内经济中心的南移；五是地理环境的恶化。这五种原因或主或次地复合导致了丝路走向终结。总结规律对我们今天而言不无启示。改革开放是适应历史潮流之举，汉朝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才有了丝路的出现和发展，明清实行海禁直接导致科技文化水平落后于世界水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繁荣，还有和世界的同步发展。对长期受闭关自锁政策影响的中国来说，自我封闭只能落后挨打，开放是永恒的主旋律。未来包含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世界，中国的未来就在于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中国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这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文明，只要我们改革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丝绸之路重振的现实意义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贫穷落后的中亚逐渐成为能源供应基地，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展开激烈竞争。中国占地利之优势，能源合作已成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新亮点。全长2800公里的中哈石油管道已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5000万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已累计向中国输送天然气600多亿立方米。中亚能源大动脉经由陆地输送比海路更安全且近在自家门口。中国与中亚具有很大的经济互补性，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已分别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仅为4.6亿美元，2012年已高达460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100倍，已沉寂了数百年的丝路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发表了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其作为一个造福沿途人民的大事业。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总人口近30亿的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边牵着繁荣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部夹着落后的中亚经济凹陷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从全球经济大形势看，区域贸易协定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试图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即TPP战略对中国带来了被边缘化的风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竞争加剧，中国长期保持的低成本优势开始衰减，现实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中国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以开放型经济所产生的新的发展模式来倒逼国内的改革。习近平主席适时提出的战略犹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大气魄，表达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谋求与各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标志着丝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能找到一个发展的最佳模式，就成了摆在丝路起点陕西人面前一道紧迫而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世界交通运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尽管中国已实现了能源渠道的多元化，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陆上输入的能源比重逐年增长，但所需能源的大部分仍需要通过海路运输。海上交通面临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马六甲海盗硝烟刚散，索马里海盗又风起汹涌。印度将印度洋视为自家的水池，动不动要挟封锁中国海运的通道。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后，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已进驻新加坡，切断马六甲海峡通道的可能性正在加大。而从陆路到欧洲沿途经过的国家政局相对稳定，安全系数高。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铁路实现接轨，标志着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全线贯通。途经丝路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和沿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老欧亚大陆桥相比，平均缩短了三千至五千公里。陕西地处中东部和西部的结合点，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距欧洲的距离比中东部近。郑州已开行国际班列，经西安、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至德国汉堡，全程10214公里，历经两次转关、两次换轨，运行时间16天到18天，比走海运到欧洲节省20余天。如果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实现全线贯通，沿途各国通关手续能简化到“一次过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那么一万多公里理论上仅不到两天的时间。目前，连接中、哈、乌的铁路线正在规划，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相继提出了修建连接中国铁路的动议，这不仅对改善商贸运输主要依赖铁路的西部进出口环境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还会极大地刺激已沉寂数百年陆地文明的苏醒。发达的交通和物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可谓之“经贸发展，物流先行”，西安国际港务区依托综合保税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公路港三大支撑平台，把沿海港口功能延伸到西安，构建起一个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国际内陆港和辐射周边的物流中心。可以这样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陕西已经具备成为欧亚大陆商品汇集桥头堡的基本条件。
古丝路原本是一条贸易通道，要把线状的“道”变成条状的“带”，就需要向两翼扩大辐射，最大程度地将沿途人口聚集区城市吸纳到丝路体系中，“从点到面，从线到片”对区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不断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丝路经济带建设初期主要涉及中国和中亚五国，逐步涵盖到西亚和东欧更广泛地带，最终建立西起欧洲边缘的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区。向西与发达的欧盟共同市场连接，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开辟出一条最便捷的物流通道。向东南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接，为中国与东盟关系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打造新增长点。这样既可以为我国对外贸易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并且为重塑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一个新的重要支点。如果在国家层面能确立这样的发展战略，那么陕西就已经先行了一步。国务院批复的“关天经济区”以大西安为中心城市，形成丝绸之路沿线最密集的城市群和产业聚集带，预计到2020年，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将超过1/3，给西安综合经济实力注入了新动力。花开正逢好时节，对陕西人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启动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使陕西以及西安再次被推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新丝路的繁荣会为陕西以及西安带来大量的跨国资本、贸易客商以及生产企业，从而快速提高陕西以及西安经济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目前，需要立即着手的是，成立智库以及信息咨询机构：其职能一是要上探“天气”，丝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取决于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这属于国家层面设计的战略。作为省一级的政府必须紧盯中央，在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下，及时出台陕西以及西安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配套建设规划，创造出吸纳外资企业走进来的良好经济环境。其职能二是要下接“地气”，现在许多专家提出的所谓建议，大多没有做深入调研，只是跟风表态，往往离实际状况相差甚远，一定要组织研究人员深入中亚地区，对经济概况、产业结构、民生需求、市场大小、法治环境作专题研究并在其基础上拿出具有符合实际、权威性的指导手册，便于投资者少走弯路，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并协调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在中亚开辟类似“唐人街”的交易区，将陕西及西安塑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商品集散地，从而再次焕发出汉唐盛世时的历史辉煌。
丝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是中国未来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加强与中亚国家全面合作所采取的新举措。丝路经济带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程度与现存的世界其他经济圈有一定差距。2012年，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量也仅占中国贸易量的1.2%，存量水平的低下为双方之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中亚五国是地球上离海洋平均距离最远的地区，丝路所具有的“联”和“通”的功能对这些内陆国家而言是经济发展的生死命门，丝路不仅能获得所需的外来商品，也能将自身资源换成滚滚财富，更能额外收取物流往来的巨大过路费。中亚五国都希望以丝绸之路为切入点，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从与中国合作中获取“红利”，以便把落后的中亚改变为繁荣的中亚。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表示，哈方愿与中方“共同构筑新的丝绸之路”。目前，双方借助上合组织平台成立了组织与协调海关、质检、电子商务等经济领域的专业工作组。丝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正处在唤之欲出的阶段，一旦正式启动，将会产生极大的驱动力。中国西北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与中亚紧密相联的主体地带，面临着资源丰富但工业不发达对外贸易依赖程度高的中亚诸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形成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广袤的西北地区具有空间和资源优势，足可以形成经济发展内在的动力。尤其是拥有深厚文化根基的西安，聚集着大批科研队伍和大专院校，人力资源相对充足，加之有几十万家企业以及已经形成的门类齐全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只要抓住时机，加快产业升级，占领价值链高端区域，陕西就一定能成为新丝路发展的强大引擎。
长安是十三个王朝的古都，沉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的岁月里，长安和丝路已经融为一体，长安是丝路的魂魄，丝路是长安的体表。在世界各国的文献中，凡提到丝路的必然回避不了“长安”两个字。在丝路重新启动的时机应当恢复长安的名称，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以及激发起人们对长安的追忆与好奇，让长安成为全世界人向往的美好之地。2006年启动的丝路申遗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拍电影电视，宣传手册，组织重走丝绸之路活动来向外推销。2010年和2011年，《华商报》曾组织过两次横跨欧亚大陆桥重振丝路的大型活动，几十辆小车从长安到达大西洋畔的阿姆斯特丹，历时68天，在途径的各个国家分别举办了经贸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丝路不仅是一条自由公平贸易通道，更是文化交融升华的载体。要多方面多渠道强化西安与中亚城市的交流深度，广结友好城市。要借助将西安定为永久举办地的欧亚经济论坛的平台，吸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界人士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出多层次协作机制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夯实内容，提升西安城市影响力和区域软实力。丝绸之路沿途数千年来留下了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应部分恢复丝路遗存的历史原貌，以文化旅游线路整合沿线资源，把新丝路打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谐相处的旅游之路，这样既有利于沿线各省区参与的积极性，又有利于沿线国家睦邻关系的发展，更赋予了新丝绸之路所必须具有的时代文化特征。
从丝路的兴衰史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政治因素是发展的基础。
如果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处于友好时，就是丝路兴盛之时，双方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反之，当双方关系处于交恶状态，就是丝路衰变之时，千里古道，荒无人迹。经济因素是发展的动力。唐以前，中国北方经济发达，形成位居北方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为辅的贸易格局，当南方经济超越北方时，演变成反向的格局。军事因素是发展的保障。每当中原帝国强盛时，如汉武大帝、天可汗唐太宗、天之骄子成吉思汗，就给丝路输入了正能量，从而带动了丝路沿线的繁荣，每当中原帝国衰弱时，如魏晋南北朝、两宋朝、明朝，就给丝路输入了负能量，丝路就出现了阻碍。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是塑造丝路形态的主导力量，“中国兴，则丝路兴”。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丝路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陕西以及西安有光辉的明天，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转变思维模式，敢于提出突破性的发展战略，从向东跟着中东部地区走向世界的模式转过身来，向西，向西，再向西，背对中东部地区，让中东部地区通过西部地区去连接欧亚大陆各国，以新欧亚大陆桥为基础，使西安重新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和文化中心，那么陕西就一定能再铸辉煌！